近日，一女子制止高铁后排“熊孩子”吵闹与踢椅背，却反被孩子家长辱骂、掌掴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
5月2日，该女子独自乘坐高铁，后排为三名小孩两位大人。期间小孩一直在玩游戏，多次踢椅背。女子不堪其扰回头制止，却遭到家长辱骂，双方起了争执。孩子家长扇了女子一巴掌，该女子也进行了反击。事后，警方认定构成互殴，在对该女子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写道“……发生争吵，进而互相用手殴打对方”，并对其处以200元行政处罚；对“熊孩子”家长处以500元行政处罚。女子最新回应称，“不接受和解，不需要赔偿”，已提起行政复议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视频截图该处理结果一经曝光，很多网友发出了“挨了打不能还手？还手了还要被罚款？”的疑问。的确，从现有材料来看，公安机关作出“互殴”认定，意味着如若当时女子不反击，或许就不用受到行政处罚。这必然会给民众释放“挨打后不能反击”的信号。

一般情况下，互殴与正当防卫是互斥、对立关系，这不存在争议。正如著名刑法学教授陈兴良所说：“互殴可以否定防卫，而防卫则需要排除互殴”。可见对于“互殴”的规范认定尤为重要。

对此，首先应明确何为“互殴”。以该事件为例，女子和“熊孩子”家长双方到底能否认定为“互殴”呢？

通常认为，“互殴”即相互斗殴，是指参与者在斗殴意图、伤害故意的支配下积极实施的互相侵害的行为。有学者将互殴区分为真正的互殴和不真正的互殴，前者指双方事先约定的相互攻击行为，后者则非基于双方事先约定，也是司法实践中对其与正当防卫作出区分的难点所在。

另外，联系聚众斗殴罪的相关规定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“互殴”的概念。根据《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聚众斗殴罪是指拉帮结伙，人数一般达三人以上，有聚众斗殴故意的互相殴斗的行为；通常表现为报复他人、争霸一方或其他不正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，往往造成严重后果。具有“互殴”故意是构成聚众斗殴罪的基础，严重互殴可能升级为聚众斗殴，构成犯罪。

很显然，互殴是“不正对不正”，而正当防卫则是“正对不正”。根据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，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。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不负刑事责任。通常认为，构成正当防卫需满足起因条件、时间条件、意思条件、对象条件、限度条件等五个条件。我国《民法典》也明确规定，“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”。

事实上，“互殴泛化”问题存在良久，尽管理论与实务界作出了诸多改变的努力，将案件认定为互殴而否定正当防卫仍是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。对此，今年3月，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印发《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》，作出了进一步规定。

《意见》明确提出“准确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型故意伤害”，并指出，“因琐事发生争执，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，对于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，或者一方先动手，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，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，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”，“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，综合考察案发起因、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、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、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、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，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。”

具体到此次事件，一方面，从互殴的认定角度而言，欠缺认定依据。其一，案发起因乃“熊孩子”在高铁上的吵闹、踢椅背等不良行为，对于这种不满8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，其监护人应当担负预防和制止不良行为、进行合理管教的监护责任。其二，家长方对冲突升级具有过错，从对孩子在公共场合的不良行为监管不力，到被指责后率先辱骂他人，再到直接动手打人，每一次的矛盾升级点都在于家长方。其三，家长方作为有过错一方“先动手”，且以多欺少，采用当众掌掴的过激手段。其四，女子言语冷静，且待工作人员来了后便坐下，体现了其在努力避免冲突。

另一方面，从正当防卫的认定角度而言，答案则应是肯定的。女子正是在“熊孩子”家长动手后且其后继续举起水瓶意图攻击时反击，反击行为具有避免自己受到进一步侵害的主客观性，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。女子的行为具有被动性和防卫性，不同于互殴行为的主动性与不法侵害性。

警方认定“互殴”，并对女子作出行政处罚的处置，是值得商榷的。我们常常说，办案要坚持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相统一，就是说，不能机械地照搬法条，而忽略了其中的情与理。

被打女子表示，办案民警花费了大约七个小时来劝她和解，但她坚持不和解，要求秉公执法，让家长方得到应有的处罚，这赢得了网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。案件已经引起广泛讨论，有关机关更应严格依法界分、对相关行为作出准确认定以及公正处罚，“各打五十大板”与过于注重和解的办案思维或许合法，但绝对不合理，不利于鼓励人们勇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悖。

宽容反击者，也是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。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明确，适度反击不属于互殴，不应给予反击者以处罚。该事件的处置结果或成为惩治“高铁闹”“机闹”事件的风向标，赋予更多人站出来制止不良行为、不法侵害的勇气，以及维护自己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决心。(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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